“漳缎”与漳州有什么关系？漳缎的确产生于漳州

　　技术传入与明末海上私人贸易发达有关

　　明朝中后期，海上私人贸易发达。明隆庆元年(1567)，月港开放，中国主导的东亚海洋势力和活跃的西方航海势力迎面交汇。

　　在海外史料，据1576年一份由Francisco de Sande撰写，自菲律宾呈回西班牙国王的报告书中提到：“中国什么都不缺，惟独没有绒织物，为何没有呢?因为他们还不懂得如何织造，但是一旦他们有机会看到生产过程，他们很快就能学会制作了。”他的预料后来果然应验，到了1592年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就在家书中提到他亲眼看到中国当地织造绒织物。还有一些国外的航海贸易史料显示，明代中国丝绸丰富，惟独缺乏绒织物而向西方求取。

　　观察这些国外文献可能产生的疑点，并非记载不实，而是当时欧洲人与中国接触的地域范围有限，可能仅限在少数的通商口岸，对于明代中国广大地区，能否具有生产绒的技术可能无法直接证实。而资料显示，意大利的提花绒织造技术在明代初期(15世纪)已经相当成熟，织入金线和彩纬的提花绒，并与刺绣结合，制成精彩华丽的绒织物，应该是足以吸引当时中国的上流社会，产生进口绒织物的需求。

　　“倭缎”的“倭”字并不具备特定地理概念

　　根据日本经济史专家研究指出，绒织物的技术确定不是源自日本。与明代同期的日本，其国内也不知道如何制作绒，一直通过葡萄牙商船输入取得。

　　宋应星所提的“倭缎”，有学者认为“倭”字并不具备特定的地理概念。这个字实是个讹字。宋应星并没有特别指明是倭国(日本)，只说是传自东部沿海的夷国。在明代长期海禁之下，百姓的国际观念很模糊，是否因为倭寇曾长期在沿海出没，而误将在沿海从事海上贸易的外国人称为“倭”人，遂将此经由海运进口的提花绒织物，称为“倭缎”，这是合理的情况。

　　宋应星生卒年为1587-约1666。《天工开物》里记载的情况与利玛窦所见属于同一时期。按此推测，提花绒极有可能是向西方学习仿效的结果。在中国东南沿海贸易的欧洲商人发现明代中国对精美绒织物的市场需求，遂从欧洲载运绒织物远航而至，最早由葡萄牙或西班牙的商船输入。 （记者黄舒哲整理）

　　“漳缎”是漳州的一种荣誉——访厦大南洋研究院教授李金明

　　“漳缎此次成为焦点也可算是漳州的一种荣誉”，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李金明这样评价。

　　对漳州月港颇有研究的李金明，曾发表《漳州港：明代海澄月港兴衰史》等著作，11月13日，李金明向记者畅谈漳缎与漳州月港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次APEC期间我们看到漳缎的使用，它是要保持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色，但其实已经不是原本的漳缎，原本的漳缎是纯粹丝绸，但此次我们看到的漳缎已经是加入毛纺等其它材质，这让漳缎保持亮丽的同时不易折皱，保持笔挺。”李金明笑着说道。

　　漳缎为什么出名?李金明认为，这个跟当时漳州的织造机器先进，大量种植桑树、养蚕等有直接关系。而漳缎的没落，有其一定的历史缘由，一方面，在漳州，以前普及种植桑树，蚕丝产量巨大，人口剧增后，粮食需求量增加，人们就普遍转向种植经济作物，而桑树的种植量就剧减，丝绸的产量也相应地减少;另一方面，清代之后，棉布的普及极大地冲击了丝绸的推广，当时人们热衷于棉布，而丝绸却受到了冷落。从月港输出货物中的丝织品来看，清代就明显没有明代那么发达，这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种必然结果。当时月港成为合法、公开的私人贸易港，各种货物都汇聚月港，丝织品除了漳缎、漳绒等，如苏州、扬州、湖州等地的丝织品需要先由水路运送集中到漳州，再经由月港再出口。丝绸输出，影响了海外多国，尤其对拉丁美洲。

　　在李金明看来，月港的兴盛与漳缎等各种货物大量出口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比如月港的兴盛带动当地各种相关产业的开发，提高当地的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反过来，海外贸易又促使一些赚了钱的贸易商加入月港的开发，像月港那些建筑在当时能盖起来也是很不容易的。

　　“克拉克瓷”复兴，漳缎是否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呢?李金明认为这种可能当然是存在的，但是这必须要与其在社会上产生的效应相关联，生产出来的产品有销路，市场有足够的购买力才行，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只做样品那就必然亏本。“归根到底在于人们是否需要，需符合市场规律。”李金明总结道。（记者郑来珍 庄文剑）